2014-03-20 飞碟说
一直以来,我们都致力于提供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,至于如何评判,则留给大家自己。
刚刚过去的两会,占据媒体版面的多是那些雷人提案,那些明星代表,那些开会玩手机离别贴面礼的花边……我们通过揶揄与嬉笑,忘情地集体自high.
可是你有没有想过,真的有一些人,是认真对待这个会议,一心想为人民服务的?
今晚,带你了解一下基层人大代表。
基层代表上两会
作者:刘俊
到北京后的一天晚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南宁乡县村支书潘润兰接受了一个老乡记者的采访。末了潘润兰问记者,“你农业部有没有熟人?”有个养鱼专业户写了份报告,请她无论如何要转给农业部。记者说,有个认识的,要不我帮你试试?潘润兰这才松了口气。
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,潘润兰连农业部部长的名字都不是很熟悉,但她的乡亲们笃信,到了全国两会上,她的能力可以“通天”。自从去年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,潘润兰就成了县里人眼中的救星。县领导找她说,“你在两会上帮我们提一下撤县建市的事吧”;镇领导找她,说“你这趟带点镇里宣传册过去发一发”;村民找她,“到北京一定要帮我解决户口问题”。
在两会上,有不少基层人大代表跟潘润兰有同样经历:上级要求他们跟中央要政策,身边的人希望反映个人问题。带着沉重的嘱托来到北京,这群“压力最大”的人大代表,面临个人能力和地方期望的矛盾,在讨论公共事务和反映地方问题之间进退两难。
帮地方要政策
3月11日下午,潘润兰跟团里请了假,因为4点钟有个大领导要在人民大会堂见她。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。这届全国人大,基层代表的人数提高了不少。全国人大还建立了正副委员长跟基层代表的联系机制,潘属于王联系的对象。
到了王的办公室,潘润兰挺意外,没有想象中那么豪华,“跟县政府差不多”。两人聊了半个多钟头,话题跟农村发展有关。潘润兰本来想提县里的事,但又觉得突然提这个怪怪的。后来,她跟王胜俊说了说粮价太低、农民不太愿意种地的事儿,就撤了。
去年第一次来北京开两会,不管走到哪,潘润兰都要跟人提宁乡想“撤县建市”的事。省委书记来了她要提,大会发言中她也要提。没办法,这是县里特地交代的。就连她交给全国人大的那份有关宁乡“撤县建市”的建议,也是县里提供的。
其实,好多基层代表提的建议都是上边帮忙弄的,尤其是第一年刚上会时。周俊军是江西瑞昌下边一个乡派出所民警,前年腊月刚选上,过完正月就要去北京开会,完全没时间想议案。上级公安部门说,要不这样吧,你帮我们提提基层警力不足,请中央增加些编制。
不过,他会后还没离开北京,就觉得这事没戏了。人代会闭幕后看总理记者会直播,周俊军听到李克强说: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。
上级或许也是现实所迫,一是很多事得“跑部钱进”,此外这些地方或系统的人大代表也太少。周俊军不仅是瑞昌市的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,也是江西团里唯一一位警察代表。在湖南团,来自宁乡的代表就潘润兰一个。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地方要政策的最佳人选。
代表们去北京前,县里一般要组织四套班子领导送行,有的地方还会给点零花钱。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一位西部某县基层代表说,这两年来北京,县里每次都要给他塞个2万,去年还给他买了两套新衣服和一个行李箱。临别之际,县委书记握着他的手说,千万要想办法帮县里发展呼吁一下,哪怕发言时讲两句也行。
他来了北京后,发现压根没机会提县里的事。在有中央领导来代表团的大会上,发言的代表不多,他没轮上。全团会议上,大家都争着发言,时间短节奏快,也很难找到机会。小组讨论时,瞅着大家都在谈公共话题,他寻思,发言提家乡的事儿,别的代表会怎么看他?“这人肯定少根筋。”最后也放弃了。
“你不是人大代表吗,怎么能不办事呢?”
县里是个人情社会,很多事想推也推不掉。写个建议,在会上呼吁一下还好说,最怕一些人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,什么事都找他们。
去年从北京一回,潘润兰的生活就完全被打乱了,三天两头有人找她办事。打官司的,找工作的,办户口的,什么都有。
一开始,她还有求必应。有邻居发生纠纷,找她去劝;劝不开,她去找镇领导化解,结果就成了。有人想调动工作,说你能不能跟县委书记说,潘润兰就回他:“我怎么能说,书记能管这么多吗?”对方不乐意了,说你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吗?怎能不帮人民办事呢?
在基层百姓的思维惯性里,全国人大代表差不多是最高的社会荣誉了,权力也肯定特别大。有个人想把城镇户口转回农村户口,但政策不允许,潘润兰帮着跑了几趟派出所,后来还去了县公安局,但就是没办成。这人就每天跑到潘润兰家里闹,不仅自己来,还带着老婆小孩一起来。潘润兰气得好几晚睡不着觉,后来只好吃安眠药。“那阵子真有点后悔当人大代表了,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”
以往全国人大代表里官员、企业家太多,老百姓很难接触到,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基层代表身上。全国人大代表屈胜是湖南湘潭一家军工企业的电焊工,这一年她也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,都用来接待群众了。
“湘潭全国人大代表是不少,但基层代表只有我一个。虽然代表是义务的,但我是他们选出来的,总要为他们办点事。”这位干了一辈子电焊工的女代表说。
屈胜有个原则,凡是涉及官司一概拒绝,其他的,能就地解决的尽量就地解决,不行的就建议对方去省里解决。“除了一两件政策不允许的事,其他都办得挺顺。”
这次来北京前,湘潭有个女低保户跟她反映,自己的房子被拆后一直没有拿到补偿金,屈胜就找了具体管事的部门,最后不仅补偿金补上了,还给解决了廉租房。“一般只要找到这些部门,都还挺热心的。”
地方部门之所以这么热心,一方面可能重视人大代表的诉求是分内事,另一方面多半因为他们有时也有求于这些代表。来北京前,县民政局的人就找到周俊军说,村委会选举间隔时间太短,能不能帮忙建议从三年一次变成五年一次。
沈进进是江苏盐城疾控中心的主任,上一届就当选了,算是老代表。跟屈胜一样,不管什么人找他,他都来者不拒。他特别嘱咐办公室的人,只要是来找他办事的,都可以把他的电话告诉对方。
“如果拒绝了别人,别人不仅对我,对人大制度也会不信任。”沈说。只要他能解决的,他都想办法托朋友托关系解决,不能解决就建议对方:“你也知道代表不是万能的,你可以走那个路子。”
“我不为老百姓代言,谁帮他们代言?”
2013年年底,全国人大在北京给代表们做履职培训,周俊军也去了。人大的人说,这是全国两会,提建议不要提具体个案,要提公共话题。周俊军觉得挺在理,这次来北京,他的几个建议公共性都很强。
一个是建议搞一个新生儿DNA数据库从源头上打拐,另一个跟食品安全有关,最后一个是要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。周俊军在调研上花了不少心思。拿DNA数据库来说,他不仅找公安系统的朋友聊可操作性,还比对了西方做法。
在几份建议末尾,周俊军都特别注明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回复。他听说,如果不特别注明,全国人大会转给相关部门,比如食品问题会转给食药局,很多建议最后都没了下文。“但是人大法工委不一样,肯定会给一个答复。”他觉得。
几个建议都不是议案形式,周俊军觉得自己不是法律科班出身,提议案能力还不够。对于不会打字、文化水平也不高的潘润兰来说,今年的建议还是市里边帮她代劳。
屈胜去年也提了一个跟军工企业有关的建议,今年,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多提公共话题。比如国有企业人才流失。有记者问她:“你的中国梦是什么?”“能让每个工人买得起房。”
沈进进提的最多的建议,也都跟基层有关,比如控烟、乡村医生的养老等等。“顶层设计的事儿我也说不好,只能说说基层的问题。”沈说,他的建议不求数量,但求有把握。
干了几年代表之后,沈进进觉得提建议不能光局限在自己的本职工作,所以又提了单独二胎、食品安全、农村养老,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。
针对农村养老的问题,他去盐城市人社局调研了好几次,又是查数据,又是搞座谈会。交流过程中,人社局说当地的基层社保服务平台做得不错,沈听了觉得很值得在全国推广,在两会上就提了一个建议。
不管是别人建议的,还是自己想的,沈进进的原则是有没有公共性。这次来北京前,有人找到他说研制出一套可以处理死猪的办法,想请他在两会上提提。在疾控部门工作的沈进进觉得点子不错,但也怀疑对方有私心:“你是不是想自己搞一个这类的企业?如果是这样,我可能帮不了你。”
“很吃力,有压力,但也有动力”
今年是沈进进履职的第七年,在他看来,在全团会议上的发言多寡并不重要,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照样可以写进两会简报,影响决策。几年下来,他觉得政府还是越来越重视人大代表的意见。
去年,他提了食品监管的建议。后来,食安委还特地邀请他到北京,开了重点意见代表座谈会。这些年他一直批评的控烟问题,虽然收效甚微。但在他看来,提总比没提强,“职能部门会感到代表是有要求的,这会让他们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”
对于刚参加两会的基层代表,提高履职能力还需要时间。潘润兰说,今年上两会,她挺想帮130万宁乡人干点事的,但除了交了几个建议之外,就不知道该从哪入手。
“想也想过,但小组讨论时,有些问题人家提了,我就不想提了。”潘说,“总感觉说话没有在家里随便,普通话又不好,也不像其他代表那样会说。”
今年,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也少了许多。因为是少有的基层村干部代表,去年采访潘润兰的记者很多,“名片堆起来有一副扑克牌那么多”,今年关注她的除了老家几个记者外,就没了。说话不太顺溜,读报告也很吃力。尤其像预算报告,对于潘润兰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代表来说就像天书。
不过周俊军发现,为了提高代表读报告的能力,人大今年也做了些努力。比如今年全国人大就跟财政部一起合编了一本预算解读的书,图文并茂地跟他们解释预算应该怎么看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,周俊军也觉得比往年更通俗易懂。
他印象最深的是,李克强谈污染问题时说,“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,对环境污染宣战”。“这很形象。”周俊军说,以前很多基层代表连GDP、PM2.5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年,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里都有备注。
今年到北京的第二天,周俊军就被拉去人民大会堂检验表决器真假。他是江西团的代表,每个团都派一个人过去。周回忆,他们在现场可以随机找表决器,试试看“赞成、反对和弃权”这三个按钮灵不灵。最后还带他们到了后台看了监视器,告诉他们不管谁按的反对票,后台压根不可能知道。
“这些肯定都是真的。要搞假的,技术上肯定没问题,但那有什么意思呢?”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,去年选人大环资委主任时,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反对票。“这说明人大真打算改革。”
去年政府换届选举比较多,好多基层代表都是第一次按表决器,第一次看到选票。屈胜回忆,她当时不敢相信国家主席是自己选出来的,在大会堂里每投一次票,她都要请人帮她拍张照。
周俊军相信未来基层代表还要增多,人大的民主氛围、代表的履职能力也会逐步提高。“当人大代表如果只是混混日子也行,因为没有硬性的规定,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这次回去之后,沈进进打算再问问那个外地村干部养老的事,如果没有解决,他打算再帮忙想想办法。
责编:杨流枫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zYyOTcwMQ==&mid=200150173&idx=1&sn=d604b414fc6a9aabaeae52c87ee54342#rd
一直以来,我们都致力于提供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,至于如何评判,则留给大家自己。
刚刚过去的两会,占据媒体版面的多是那些雷人提案,那些明星代表,那些开会玩手机离别贴面礼的花边……我们通过揶揄与嬉笑,忘情地集体自high.
可是你有没有想过,真的有一些人,是认真对待这个会议,一心想为人民服务的?
今晚,带你了解一下基层人大代表。
基层代表上两会
作者:刘俊
到北京后的一天晚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南宁乡县村支书潘润兰接受了一个老乡记者的采访。末了潘润兰问记者,“你农业部有没有熟人?”有个养鱼专业户写了份报告,请她无论如何要转给农业部。记者说,有个认识的,要不我帮你试试?潘润兰这才松了口气。
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,潘润兰连农业部部长的名字都不是很熟悉,但她的乡亲们笃信,到了全国两会上,她的能力可以“通天”。自从去年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,潘润兰就成了县里人眼中的救星。县领导找她说,“你在两会上帮我们提一下撤县建市的事吧”;镇领导找她,说“你这趟带点镇里宣传册过去发一发”;村民找她,“到北京一定要帮我解决户口问题”。
在两会上,有不少基层人大代表跟潘润兰有同样经历:上级要求他们跟中央要政策,身边的人希望反映个人问题。带着沉重的嘱托来到北京,这群“压力最大”的人大代表,面临个人能力和地方期望的矛盾,在讨论公共事务和反映地方问题之间进退两难。
帮地方要政策
3月11日下午,潘润兰跟团里请了假,因为4点钟有个大领导要在人民大会堂见她。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。这届全国人大,基层代表的人数提高了不少。全国人大还建立了正副委员长跟基层代表的联系机制,潘属于王联系的对象。
到了王的办公室,潘润兰挺意外,没有想象中那么豪华,“跟县政府差不多”。两人聊了半个多钟头,话题跟农村发展有关。潘润兰本来想提县里的事,但又觉得突然提这个怪怪的。后来,她跟王胜俊说了说粮价太低、农民不太愿意种地的事儿,就撤了。
去年第一次来北京开两会,不管走到哪,潘润兰都要跟人提宁乡想“撤县建市”的事。省委书记来了她要提,大会发言中她也要提。没办法,这是县里特地交代的。就连她交给全国人大的那份有关宁乡“撤县建市”的建议,也是县里提供的。
其实,好多基层代表提的建议都是上边帮忙弄的,尤其是第一年刚上会时。周俊军是江西瑞昌下边一个乡派出所民警,前年腊月刚选上,过完正月就要去北京开会,完全没时间想议案。上级公安部门说,要不这样吧,你帮我们提提基层警力不足,请中央增加些编制。
不过,他会后还没离开北京,就觉得这事没戏了。人代会闭幕后看总理记者会直播,周俊军听到李克强说: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。
上级或许也是现实所迫,一是很多事得“跑部钱进”,此外这些地方或系统的人大代表也太少。周俊军不仅是瑞昌市的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,也是江西团里唯一一位警察代表。在湖南团,来自宁乡的代表就潘润兰一个。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地方要政策的最佳人选。
代表们去北京前,县里一般要组织四套班子领导送行,有的地方还会给点零花钱。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一位西部某县基层代表说,这两年来北京,县里每次都要给他塞个2万,去年还给他买了两套新衣服和一个行李箱。临别之际,县委书记握着他的手说,千万要想办法帮县里发展呼吁一下,哪怕发言时讲两句也行。
他来了北京后,发现压根没机会提县里的事。在有中央领导来代表团的大会上,发言的代表不多,他没轮上。全团会议上,大家都争着发言,时间短节奏快,也很难找到机会。小组讨论时,瞅着大家都在谈公共话题,他寻思,发言提家乡的事儿,别的代表会怎么看他?“这人肯定少根筋。”最后也放弃了。
“你不是人大代表吗,怎么能不办事呢?”
县里是个人情社会,很多事想推也推不掉。写个建议,在会上呼吁一下还好说,最怕一些人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,什么事都找他们。
去年从北京一回,潘润兰的生活就完全被打乱了,三天两头有人找她办事。打官司的,找工作的,办户口的,什么都有。
一开始,她还有求必应。有邻居发生纠纷,找她去劝;劝不开,她去找镇领导化解,结果就成了。有人想调动工作,说你能不能跟县委书记说,潘润兰就回他:“我怎么能说,书记能管这么多吗?”对方不乐意了,说你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吗?怎能不帮人民办事呢?
在基层百姓的思维惯性里,全国人大代表差不多是最高的社会荣誉了,权力也肯定特别大。有个人想把城镇户口转回农村户口,但政策不允许,潘润兰帮着跑了几趟派出所,后来还去了县公安局,但就是没办成。这人就每天跑到潘润兰家里闹,不仅自己来,还带着老婆小孩一起来。潘润兰气得好几晚睡不着觉,后来只好吃安眠药。“那阵子真有点后悔当人大代表了,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”
以往全国人大代表里官员、企业家太多,老百姓很难接触到,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基层代表身上。全国人大代表屈胜是湖南湘潭一家军工企业的电焊工,这一年她也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,都用来接待群众了。
“湘潭全国人大代表是不少,但基层代表只有我一个。虽然代表是义务的,但我是他们选出来的,总要为他们办点事。”这位干了一辈子电焊工的女代表说。
屈胜有个原则,凡是涉及官司一概拒绝,其他的,能就地解决的尽量就地解决,不行的就建议对方去省里解决。“除了一两件政策不允许的事,其他都办得挺顺。”
这次来北京前,湘潭有个女低保户跟她反映,自己的房子被拆后一直没有拿到补偿金,屈胜就找了具体管事的部门,最后不仅补偿金补上了,还给解决了廉租房。“一般只要找到这些部门,都还挺热心的。”
地方部门之所以这么热心,一方面可能重视人大代表的诉求是分内事,另一方面多半因为他们有时也有求于这些代表。来北京前,县民政局的人就找到周俊军说,村委会选举间隔时间太短,能不能帮忙建议从三年一次变成五年一次。
沈进进是江苏盐城疾控中心的主任,上一届就当选了,算是老代表。跟屈胜一样,不管什么人找他,他都来者不拒。他特别嘱咐办公室的人,只要是来找他办事的,都可以把他的电话告诉对方。
“如果拒绝了别人,别人不仅对我,对人大制度也会不信任。”沈说。只要他能解决的,他都想办法托朋友托关系解决,不能解决就建议对方:“你也知道代表不是万能的,你可以走那个路子。”
“我不为老百姓代言,谁帮他们代言?”
2013年年底,全国人大在北京给代表们做履职培训,周俊军也去了。人大的人说,这是全国两会,提建议不要提具体个案,要提公共话题。周俊军觉得挺在理,这次来北京,他的几个建议公共性都很强。
一个是建议搞一个新生儿DNA数据库从源头上打拐,另一个跟食品安全有关,最后一个是要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。周俊军在调研上花了不少心思。拿DNA数据库来说,他不仅找公安系统的朋友聊可操作性,还比对了西方做法。
在几份建议末尾,周俊军都特别注明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回复。他听说,如果不特别注明,全国人大会转给相关部门,比如食品问题会转给食药局,很多建议最后都没了下文。“但是人大法工委不一样,肯定会给一个答复。”他觉得。
几个建议都不是议案形式,周俊军觉得自己不是法律科班出身,提议案能力还不够。对于不会打字、文化水平也不高的潘润兰来说,今年的建议还是市里边帮她代劳。
屈胜去年也提了一个跟军工企业有关的建议,今年,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多提公共话题。比如国有企业人才流失。有记者问她:“你的中国梦是什么?”“能让每个工人买得起房。”
沈进进提的最多的建议,也都跟基层有关,比如控烟、乡村医生的养老等等。“顶层设计的事儿我也说不好,只能说说基层的问题。”沈说,他的建议不求数量,但求有把握。
干了几年代表之后,沈进进觉得提建议不能光局限在自己的本职工作,所以又提了单独二胎、食品安全、农村养老,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。
针对农村养老的问题,他去盐城市人社局调研了好几次,又是查数据,又是搞座谈会。交流过程中,人社局说当地的基层社保服务平台做得不错,沈听了觉得很值得在全国推广,在两会上就提了一个建议。
不管是别人建议的,还是自己想的,沈进进的原则是有没有公共性。这次来北京前,有人找到他说研制出一套可以处理死猪的办法,想请他在两会上提提。在疾控部门工作的沈进进觉得点子不错,但也怀疑对方有私心:“你是不是想自己搞一个这类的企业?如果是这样,我可能帮不了你。”
“很吃力,有压力,但也有动力”
今年是沈进进履职的第七年,在他看来,在全团会议上的发言多寡并不重要,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照样可以写进两会简报,影响决策。几年下来,他觉得政府还是越来越重视人大代表的意见。
去年,他提了食品监管的建议。后来,食安委还特地邀请他到北京,开了重点意见代表座谈会。这些年他一直批评的控烟问题,虽然收效甚微。但在他看来,提总比没提强,“职能部门会感到代表是有要求的,这会让他们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”
对于刚参加两会的基层代表,提高履职能力还需要时间。潘润兰说,今年上两会,她挺想帮130万宁乡人干点事的,但除了交了几个建议之外,就不知道该从哪入手。
“想也想过,但小组讨论时,有些问题人家提了,我就不想提了。”潘说,“总感觉说话没有在家里随便,普通话又不好,也不像其他代表那样会说。”
今年,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也少了许多。因为是少有的基层村干部代表,去年采访潘润兰的记者很多,“名片堆起来有一副扑克牌那么多”,今年关注她的除了老家几个记者外,就没了。说话不太顺溜,读报告也很吃力。尤其像预算报告,对于潘润兰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代表来说就像天书。
不过周俊军发现,为了提高代表读报告的能力,人大今年也做了些努力。比如今年全国人大就跟财政部一起合编了一本预算解读的书,图文并茂地跟他们解释预算应该怎么看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,周俊军也觉得比往年更通俗易懂。
他印象最深的是,李克强谈污染问题时说,“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,对环境污染宣战”。“这很形象。”周俊军说,以前很多基层代表连GDP、PM2.5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年,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里都有备注。
今年到北京的第二天,周俊军就被拉去人民大会堂检验表决器真假。他是江西团的代表,每个团都派一个人过去。周回忆,他们在现场可以随机找表决器,试试看“赞成、反对和弃权”这三个按钮灵不灵。最后还带他们到了后台看了监视器,告诉他们不管谁按的反对票,后台压根不可能知道。
“这些肯定都是真的。要搞假的,技术上肯定没问题,但那有什么意思呢?”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,去年选人大环资委主任时,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反对票。“这说明人大真打算改革。”
去年政府换届选举比较多,好多基层代表都是第一次按表决器,第一次看到选票。屈胜回忆,她当时不敢相信国家主席是自己选出来的,在大会堂里每投一次票,她都要请人帮她拍张照。
周俊军相信未来基层代表还要增多,人大的民主氛围、代表的履职能力也会逐步提高。“当人大代表如果只是混混日子也行,因为没有硬性的规定,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这次回去之后,沈进进打算再问问那个外地村干部养老的事,如果没有解决,他打算再帮忙想想办法。
责编:杨流枫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zYyOTcwMQ==&mid=200150173&idx=1&sn=d604b414fc6a9aabaeae52c87ee54342#rd